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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奇才女:吕碧城(二)民国时哪个“商业奇才”向人借钱从不花,到期就还民国三大记者的***报界之奇才*********黄远生吕碧城因此名震天下,却也因此发生了影响她一生的事。
吕碧城9岁便与同邑一汪姓乡绅之子订婚,经此一事“夫家”起了戒心:
她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量,能够“翻云覆雨”,这样的媳妇日后过了门恐怕难以管教,于是落井下石,提出退婚。
那时女子定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则当做奇耻大辱,名誉扫地。
这件事情在幼小的碧城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也为她后来的人生埋下伏笔。
吕家自此劫难后门柞衰微,孤儿寡母,只得委曲求全。
生活失去着落,母亲便带着4个尚未成年的女儿投奔娘家,开始她们寄人篱下的生活。
吕碧城二姐后写诗描写当年离家的惨状:相携痛哭长河滨,朔风谁怜吹葛巾。
母亲虽深处旧时代,却敏锐地感觉到时代变化,决定送女儿出去接受新式教育。
于是她让吕碧城投奔在天津塘沽任盐课司使的舅父严朗轩。
吕碧城得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国学根底更见深厚,也由于父母早年开明思想的影响,以及亲身经历的创痛,更使她对于新学深有好感。
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走出家门之后,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只剩下母亲和最小的妹妹坤秀两个人。
1902年,亲戚因为对她们长居于娘家感到不满,竟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辱,母女二人毅然服下毒药。
在大姐的恳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遣兵营救。
幸亏救兵及时赶到,才将母女二人救活。
这一连串的家庭变故不但没有击垮吕碧城,反而让她愈加勇敢坚毅。
恰如她诗里所写: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
从古至今,人类历史就不缺乏身缠万贯的富豪:洛克菲勒、巴菲特、乔布斯到我国的沈万三、马云等。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土豪”,他的故事和奋斗经历至今为止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他借钱从来不花,放进箱子里定期就还,数年后身家过亿,他就是浙江人黄楚九。近代江浙一带有名的富豪,他命途多舛的一生,正揭示了那个道理“没有人可以轻易成功,但机遇一定是留给少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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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楚九,出生于医学世家,祖上都是郎中大夫。幼年时家道中落,父亲的去世更是让这个苦命的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黄楚九的母亲没有选择单独将孩子带大,后举家前往上海讨生活。上海的生活虽然更加美好,但黄楚九却一刻也没有耽误自己的学业,闲暇之余还帮助母亲上街摆摊,以卖药的微薄收入填补家用。
也许是因为家族千百年来沉淀的独特风气,年轻的黄楚九很快就对医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在上海摆摊卖药的生活枯燥乏味,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光顾黄楚九和母亲的药摊,原因是黄楚九家的药摊真正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在当时人口众多的上海,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黄楚九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生意也日渐有了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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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打出招牌后的黄楚九母子,也正式走上了经商致富的道路,从药摊到小诊所,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偶然间,黄楚九的名字也出现在了上海富家子弟圈子里,如此一来,黄楚九与当地富豪之间也算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为了让自己的生意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黄楚九在和富豪们打好关系基础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谋划着下一阶段的人生计划。
于是,他想出了向富豪们借钱,但一定会以高于银行利息的钱定期偿还的方法,开启了他的传奇之路。
黄楚九借的数额不大,绝大部分富豪还是会满足他的条件借钱给他,正因如此,这些富豪们也不担心黄楚九会欠钱不还或者逃跑。而黄楚九则信守承诺,每每借钱之后将其放在一个专门用于保管财物的箱子里,到了约定好的时间定期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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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黄楚九这种做法其实难以理解,虽然借款金额不多,但是久而久之,难道亏本的不还是黄楚九自己吗?为什么明知赔本,黄楚九还要继续做呢?
其实,黄楚九并非单纯地以钱谋利,实际上黄楚九是以借钱为名,为自己的信誉度招揽生意,在拥有了诚信的前提下,自然借钱给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于是,黄楚九改变经营方式,向富豪们借的钱也多了起来,从几百到几千,从几千到几万,利用这些钱把自己的生意做大,放眼于未来长期收益,不计较当下得失。
很快,黄楚九就在上海干出了一番事业,1907年,创办五洲大药房。1912年,创办新舞台。三年后,又建立大昌烟公司,然后又开设了娱乐场。他的商业帝国已经初具雏形,不仅如此,除了投资医学和娱乐产业外,黄楚九还后续创办了几所公司和机构,不拘泥于某一个区域的理财投资,不受限于眼下的短期利息。
黄楚九将自己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各个领域里并不断获得成功,最终使得他在上海一代成为了身家亿万的富翁。他的故事,着实令人肃然起敬,简直可以说是一出中国近代版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黄楚九利用其极高的天赋和人脉关系使得自己最终一跃成为江浙一带知名土豪。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缓慢积累的过程,是各种因素量产引起质变的效果。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同的领域,做好两手打算有助于规避风险。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诚信才是立足于世的最宝贵财富,这也是黄楚九商业思维的核心所在。试想,如果黄楚九是一个贪得无厌,不讲信用的小人,那么他不就无法在富豪圈立足,后面的成功不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吗?诚以待人,他人必十倍还之,黄楚九的取胜之道不外乎一个“诚”字,诚信让人成功,古往今来,亘古不变。
黄远生(1885-1915)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1915年12月27日,避匿于美国的著名记者黄远生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
1885年1月15日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之家(一说生于1883年)。21岁时中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无意仕进,以新进士之资格赴日本留学,190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回国后先在清政府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脱离官场,从业新闻,成为蜚成于世的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家,是中国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的人,时人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黄远生先后任《申报》、《时报》、《东方日报》、《少年中国》、《庸言》、《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特派记者、主编和撰述。所写《官迷论》、《三日观天记》、《外交部之厨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讯,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们的丑态,作了忠实的记录和辛辣的嘲讽。袁世凯筹备称帝期间,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坚辞不就,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决绝。
1915年冬赴美访问。同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指派刘北海枪杀。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记者自勉,文字流利、畅达、幽默,深受读者欢迎。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记者。所写新闻作品辑为《远生遗著》4卷,以新闻通讯为主,兼收政论、译文等,于1919年出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报刊通讯集。陈独秀等一辈人受黄远生思想的影响集结起来,组成“新青年”团体,并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广为宣传,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论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胡适在《五十年来之文学》一书中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先声”的人物。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上个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守成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其贡献首先表现在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
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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